它是遗忘之水

散落一地的古代

谁在无声叩问

它说去吧，不要回来

威信县扎西镇（上，2023年；下，2010年）

扎西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称，进入正史在民国年间。所在的威信县（属云南昭通）也少有典籍记载。

这是川滇黔交界，“鸡鸣三省”的滇东北偏远一隅，一个小小县城。

其在文明的星河中，几乎无可称道。人们甚至遗忘了，境内密布的高山、丛林和溪谷，怀抱里烟雨微茫的古湖。

在东西横列的扎岭之间，聚水裂山，分南北两端而去。它是金沙江、长江支流——符黑水（今南广河）、大涉水（今赤水）的源泉之一。

关于扎西的地名来历，有多种说法。

一说，“扎西”为彝语“则溪”“者西”或“寨溪”的变音，原意为仓库或仓库所在地，是过去彝族领主或官府设置在某地的仓库，有清《镇雄州志·仓廒》“威信仓房五间，扎西仓房二间”为证。又说，彝语“扎西”指“茂密森林里的海子（大湖）”。还有传说，火把节上最美丽的彝族姑娘称作月亮女儿，扎西是她生长的地方，那是“满山开满马樱花的月亮湖”。

县内苗人把扎西叫做“髳西”或“勐喜”(Hmongb gxid)，意为犀牛坝。而苗语称扎岭为Zhuaf lengl（扎能），其扎岭之上及西部居住的部落为“髳西”Hmongb gxid，扎岭以东的部落为Hmongb lengl（髳能）。“髳”“髦”“苗”古音同，可能皆为苗人族称。

有文献称，威信一带是大理国时期东方三十七部之“易溪”部所属地。而“易”字，古音为yáng，即太陽之“陽”的初文。“髳”“易”音近，似乎印证了苗语的涵义。

近代汉人称扎西为九龙坝，也留下九龙湖、九龙溪、九龙山的印记。

海子、犀牛、九龙，人们会如何构建这古老景观？

地方文人民国时期撰写的“扎西十景”诗词，有《九龙聚水》一则：

“斯地原来号九龙，聚成九水济离宫。

开原不借他山力，发派全凭自立功。

汇就汪洋思入海，养成浩瀚亦朝宗。

江汉莫拟流多细，常与长天一色同。”

现在的扎西坝，面积约5平方公里。就像个大铁锅深嵌在重峦之中，地势北高南低，北面有海拔1884米的最高峰——后山大嘴梁子，再围合以峨通山、九龙山、大雾露山等，养育了许多河溪泉潭。

扎西河源出后山的马牛光沟，一路汇集九条溪流，因而曾有九龙溪之名。最终东南下，出两合岩、大河滩，引向赤水。在它们的停留处，坝区形成的九龙湖，曾有一个漫长的萎缩期，经历代居民逐步排水，开辟良田，建设城镇，残余的荷塘、深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无影踪。那时候竖立起来的百货大楼就在湿地之上，挖出的泥，黑黑黝黝。九龙渐隐，留下了麒麟、龙井、鱼洞、海子等地名，以及城市排污、泄洪的沟渠。

2023年8月25日凌晨，海子社区某个角落的临时住所，听到野鸭飞过天空的呼叫。白天，找到明显的地理标志，测量出海拔——1172米。这是石灰岩的世界，古老地质时期的一片热带浅海。我在此驻足，想象大海。

2023年的扎西河支流

山地扎西

威信全境基本为喀斯特地貌，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扎西仍然四处清泉、甘井，河溪奔流。只不过从每年10月至来年4月，时常雾霭蒙蒙，阴雨绵绵，太阳难得一见，走到哪里都是一脚烂泥。

难熬的湿冷日子，我们躲进屋里，围着煤炭火炉，烤着洋芋，蒸着苞谷饭。一盏昏沉沉的钨丝灯，照着石墙、土瓦包裹的家。如期而至的，是一场场盛大的雪，使灰暗的世界突然在那两日充盈着白色的亮光。

夏天，以另一种方式拓展出田园和山野。小河浅流，是戏水的好去处。不过，也要看天气，任性的骤雨最喜欢在傍晚裹着雷电降临，激发山洪，冲走沿河人家的木头和猪。

那一天，目睹闪电劈下大榆树的一枝。

它是大院里槐、柿、漆、杉、苹果、核桃和女贞的一员，高高矗立在球场一角，下面摆放着条石，是大人的乘凉处。

折断的硕枝几乎是它身体的一半，被暂时推到一边，孩子们却找到了奇妙的乐趣：它那么庞大而遮蔽，俨然是一个战斗的堡垒。

它的脚底，曾是年岁更大的哥哥们观摩《少林寺》和《加里森敢死队》之后的练功场。现在，匍匐的枝丫与末梢，就是茂密的青纱帐，儿童团的藏身所。在其中悄悄地搭建树窝、暗道，再延展至周边花园、树丛、田地。潜伏到大人身边，偷听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在疑似被发现时迅速转移阵地……

据威信县年鉴资料，“1985年7月19日至22日，境内持续暴雨，局部有冰雹。县城扎西4天内降水量达112.9毫米，其中21日下午到晚上12小时内降水74.4毫米。全县洪涝严重，雷电击死3人击伤8人，击死猪牛各一头，击毁电话机3部；大风吹垮房屋82间。”

30年后，检索信息，得到了当地气候条件的科学说明：

威信地处四川盆地南缘逐渐向乌蒙山脉抬升到云贵高原的过渡带。境内山峦交错，河流纵横，山脉呈东西走向。乌蒙余脉扎岭，横贯县境中部，构成县域南北气候差异的分界线。冷热气流时常在此对峙，冷、涝、旱、热、雨、雷、雹，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。

1992年，18岁，离开扎西去省城读书。坐上骄傲而老牛般缓慢的班车，颠簸三天，一路是满眼的苞谷和洋芋，洋芋和苞谷，一路黄尘漫漫。

在刚入学的课堂里，老师要求写如何爬上“九十九级台阶”。漂泊异乡的游子忘不了直入心肺的泥土，崖边崩落的石头，旅店里黑乎乎湿哒哒的被褥。

那时，象牙塔里的人儿知道什么啊？

《威信县志（1978-2010）》等资料显示：

199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，正值大春作物抽穗扬花关键时期，境内出现了持续高温少雨天气，全县大部滴雨未下，导致当年农业大幅减产。

1995年5月30日傍晚至31日凌晨，迎来一场特大暴雨及雹灾，扎西降水量137.9毫米，扎西河最大洪峰流量118.22立方米/秒，为常规水量的100倍。

这西南山地的角落，自然脉动是如此鲜活、猛烈。

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有好些年，我们这一家外来人住在老街禹王宫改造的扎西小学。传说中，禹王治理滔天洪水，划定九州，请他来坐镇，显然是针对多水多灾的区域地理特质。

扎西河现状

宣威立信

威信地界，长期隶属镇雄。明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，朝廷首推“改土归流”，废除土官世袭制，实行流官任期制，以土官陇氏正支无嗣为由，改芒部军民府为镇雄军民府。治所由芒部移至镇雄，设流官，下置怀德、归化、威信（治今三桃乡新街村）、安靖（治今旧城村）四个长官司。“威信”，作为一个地名，首次见诸史籍。

“威信”，盖取“宣威立信”之义。

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，镇雄县政府鉴于威信匪患频仍，鞭长莫及，指令下东六甲行政公署粮赋自征自管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改威信行政公署为设治局。

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威信县正式从镇雄地界剥离出来，单独设立，以扎西为县城。

由于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山高林深，匪患久久不绝。

1949年冬到1950年春，周边地方相继解放。可威信、镇雄、彝良一带又被顽匪盘踞。原镇雄县独立营长，镇彝威联合剿匪指挥官陇承尧所属武装数千人霸占三县。后投靠川南田栋云部——“工农反共救国军第二军”，陇承尧被委任为直属教导师师长。其时，还有各种“义军”、流匪啸聚山林，随时袭扰地方。

陇承尧和他的嫡系部队驻威信县行政公署，张思齐旅、李国均团驻山下的新街，其余各部散布周边。方丈间，难养活这一群。他们“明抢暗夺，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”。

6月8日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对三县叛匪展开了联合作战。一二八团攻克了顽匪固守的几十个坚碉险洞，歼灭安纯三、陇承尧匪部4000余人，解放了威信县城。

邑人胡聪良的《解放扎西见闻》（载《威信文史资料选辑（第十辑）》）一文记述到：

“1950年7月17日早晨，茫茫云雾笼罩着扎西坝，一切都在迷蒙混沌之中。10点过钟了，浓雾还没有消散。突然从坳上方传来‘轰隆’一声炮响……少许，家里的人急急忙忙跑进屋里来说：‘解放军来了！解放军来了！’

一传解放军来了，县城之匪就如惊弓之鸟，纷纷朝峨通山上逃窜，一部分往江西湾溃退。

这时，大团大团的乳白色浓雾向晴空中升腾，灿烂的阳光透过缝隙，照射到地面上。

瞧！那条小路上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正奔跑着，霎时间就到了我家门口。”

随后，解放军继续追击匪徒，枪声像炒豆子。不久，在峨通山一条水沟里发现了毙命的陇承尧，没穿裤子。

下午，解放军在县城驻扎下来，并把陇承尧的尸体抬到街上示众。

扎西解放了。

1953年1月初，镇雄人何沛魁随昭通地委工作队来到威信。

他记述了扎西老街，全长1090米，面积7520平方米，约两三百户、一千余人的小集镇，街公所设在禹王宫。道路坑坑洼洼，泥浆深厚，住房残破。虽经解放两年多来的恢复和修补，“但只要仔细观察，土匪多次破城袭击，烧杀抢掠留下的累累伤痕，依稀可辨”。

他说，那时的扎西城，“周边一转大山小岭，一片林木苍翠，郁郁葱葱，均为茂密森林覆盖”。

2月2日，召开全县群众大会，有8000多人从四乡八里涌来。人山人海，“挤得水泄不通，只见人头攒动，远望一片蓑衣斗笠”。近看时，绝大多数人脚套草鞋，“穿布帮钉鞋的，寥寥无几，穿皮鞋、胶鞋的，基本上没瞅见”。

2007年威信院子街景

搬不完的乌蒙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昭通境域就已成为氐羌南下与濮越交汇的地带。商周时期，曾是巴、蜀、僰、滇、夜郎、牂柯等方国或部族竞相争夺之地。
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称乌蒙府（昭通旧称）“下临滇黔，俯视巴蜀，地高山险，屹然屏障，亦西南要地也”。

历史上它是云南通向内地的门户，中央王朝经营云南的前沿。它是云南最早接受汉文明的地区，但受地缘政治的改变、重要交通线路变迁等因素的影响，社会经济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停滞与倒退。

历代中央王朝向西南的拓殖是缓慢的。直到元代，昭通境内仍然“夷多汉少”。大批汉人的迁入，自明代初年始，主要为沿交通要道和据点的军屯方式，对各部族的腹地并未深入。

直至明朝末年，扫荡西南边地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，中央帝国终于可以实际控制这些地方，但也耗竭了自身。

清代改土归流，兵锋所指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滇东北乌蒙山区。雍正朝以后，伴随着清廷对这一地区行政建置的调整，滇东北酋长制度下割据、封闭的局面打破，社会经济迎来了空前的巨变。

自此，大量移民的涌入促成了山地开垦、林矿开发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，水陆交通线的整修又方便了物资的流动。

商人、背夫和骡马“上云南下四川”，一路络绎不绝，一般是从四川运盐、日用品等到昭通，再步入滇中，回程则把云南土特名产运到宜宾或泸州交易。

民谚有“搬不完的乌蒙，填不满的叙府”一说。昭通富集的各类资源，加速向帝国输血。然而又何止乌蒙地方，明清的帝国西南边疆何处不是怀宝成灾？而金沙江、长江正是这剖开的血脉。

扎西老街，2006年

扎西老街，2012年

《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》（Across China on Foot: Life in the Interior and the Reform Movement）记录了英国新闻记者Edwin John Dingle于1909-1910年沿长江入川进滇的旅程见闻。

他由叙州（今宜宾、叙永等地）过七里铺入昭通境。书中写道：“上午有雨，石滑不能驻足，又未能以草鞋套之。忽滑足而颠，满身皆泥。……至滩头一客店，人兽聚处，秽恶不堪……颓败之床，有席被，积多少游客之垢污，予勉强住此。”

第二天再上路，经过一道山崖如劈。若稍失足，则葬身谷底。

“有数百人荷重物而行。所荷之物乃茶叶、灯油、皮革、铜铅、煤、白蜡，皆云南出产也。若盐、英国棉花、江西瓷器，皆由四川运来。”

不光是商业的发展，土地的垦殖面积也迅速增长。《昭通县志》卷二《食货志》记载，昭通府在乾隆四十五年的册载垦殖面积为201342亩，道光年间达到561388亩。

土地垦殖，首要的目标就是湿地与森林。

据蓝勇研究，史前时代，西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在90%以上；直至清代前期，虽然人类活动加剧，但垦殖率很低，昭通境内森林覆盖率仍达70%（蓝勇. 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[J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 1993(2): 13-39）。

雍正《东川府志》载，滇东北当时的自然环境还是“危峦矗巘，重围叠拥，加以幽箐深林，蓊荟蔽塞”，“其地万峰壁立，林木阴森，以为蚕丛鱼凫境界，于兹犹见”。

乾隆《镇雄州志·开修阿路林新路碑记》亦云：“密林大木，蝮蛇恶兽，毒草寒风，人莫敢入。”

嘉庆《永善县志略》收录的会稽高顾海于丙寅（1806年）所写《劝种树说》，称那时永善县森林密布，“翳翳焉，丛丛焉，有行数程而不见天日者”。“虎豹依之为室家，盗劫缘之为巢穴，昏黄而野兽入城者有之，行途而颠越行旅者有之，雾气障天，漫入闺闼，盛夏苦寒，晴霁日少……”

《劝种树说》认为，永善于雍正之初改土归流始沾王化。“越数十年，地渐辟，人渐聚”，山溪之树木，屋之、薪之、炭之，用莫能尽，刊之不胜，进而火之。纵火烧山，造成“溪谷道途，槁木焦黑，巨至数围，细亦合抱，或立或仆，不可胜计者”。

昭通地区盛产炭和煤，铜炉银厂所需尤多，百姓有了生计所赖，但烧炭挖煤也造成了当地地表植被的大面积破坏。

《劝种树说》看到了资源开发使百姓获利的同时，也提出了“枯株易尽，生药莫培”的隐忧，主张根据永善当地“跬步皆山，土性宜木”的特点，劝百姓种树，以图久远。

到民国初期，永善仍是“地面辽阔，天然林多，以十八老林最著名”。《昭通等八县图说》载，大关、彝良、永善、镇雄等县“有太古森林，巨木蔽地……密叶遮天，昼尤黑夜，中多野兽”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迤东造林督察员杜嘉瑜到昭通县各乡考察林业后，写道：“各山有森林，农民以树木为副业”“以种山地及林产为生”“以山林营生者”占半数（傅奠基. 昭通历史发展的地理空间与资源环境[J]. 昭通学院学报, 2018, 40(2): 7-14）。

地方民间的林木经营，对森林的损耗，敌不过国家征用，社会对资源的旺盛需求。

明清两朝均在川滇黔实施“木政”。持续近500年的“皇木”采办，在昭通永善、绥江、水富、盐津、镇雄、威信等县境内的金沙江、关河、白水江两岸深山密林中，砍伐楠、杉、樟、柏、槠等巨木古树，难以计数。

民国《四川通志·木政》记：自雍正六年至十一年，共采楠木1738棵，实用银17440两，“天坛、地坛所用楠木均采自永善、雷波”。

盐津县滩头乡界牌村方碑湾，还留有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和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采伐楠木的摩岩石刻。

其一，“大明国洪武八年乙卯十一月戊子上旬三日，宜宾县官部领夷人夫一百八十名砍剁官阙香楠木植一百四十根。”

其二，“大明国永乐伍年丁亥四月丙午日，叙府宜宾县主簿陈、典史何等领人夫八佰名拖运宫殿楠木四佰根。”紧随其文有24字：“夷人百长阿奴领夫长佰壹拾名在此拖木植，永乐五年六月。”下刻一首打油诗：“八百人夫到此间，山溪险峻路艰难。官肯用心我用力，四百木植早早完。”

《永善县志》记载：明洪武年间朝廷派专员来到盛产楠木的永善新田, 将方圆数百里的楠木封为“官林”，每一棵成材楠木都烙上了官印，称为“皇木”，新田乡所涉地盘改为“官地”。20世纪90年代，新田的一些楠木树上还有“皇木”二字遗迹。

这样的活动持续进行着，朝廷不断派人到川滇黔地方督会伐木。然后，漂木长江，贡献给南京、北京。

其实，早在唐宋时，金沙江—长江流域就已经成为帝国的木材基地。史载唐会昌元年（841）大水，马湖一带林木漂流而下，形成“浮木塞江”的景象。

采办大木均为深林穷壑，崇冈绝箐，人迹不到之地，蛇虎杂居，毒露常多，“一木初卧，千夫难移”，采伐、运输极其艰难，民夫多葬身其间，寒暑、饥渴、瘴疠死者无算。嘉庆《四川通志·木政》有数语，“产木之处，十室九空，人民无几，即尽其州县之老壮男妇，俱充木夫，进山一千，出山五百，白骨暴于木莽，谈及采木，莫不哽咽。”可知砍伐、运输木植，劳民伤财，冤魂众多。

明代官员王德完曾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上奏，极陈采木之患，“计木一株，山本仅十余金，而拽运辄至七八百人，耽延辄至八九月，盘费辄至一二千两。上之摩青天，下之窥黄泉，岂惟糜不费之财，抑且殒多人命。”（嘉庆《四川通志·木政》）以至于在采木官员勘察时，当地人便“闻风私逃，携妻掣子，抛弃室家”。

《明史》记载，“万历二十四年三殿工兴，采楠杉诸木于湖广、四川、贵州，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，征诸民间。”万历三十五年，派发四川筹措的采办经费是三百六十三万两，而当时四川全省商税等加起来总共留用不过六万两左右。残破山河的皇木采办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进一步加剧了两朝经济拮据和社会矛盾程度，正是帝国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重山，森林，江河湖海，均臣服于文明。

永善县政府地名办公室编《地名志》中有许多乡村以楠木命名，如楠木坪、楠木坝等。如今，在永善县境内只有一些人迹罕至的悬岩峭壁上尚存少量楠木。在盐津一些地区，楠木已荡然无存，许多老人也茫然不知。

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，一系列更猛烈的开发直接导致昭通森林覆盖率前所未有的锐减，1952年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，森林覆盖率不过19.8%；1953-1973年第二次清查为6.7%；1974-1980年第三次清查为6.9%（白祖云. 昭通市森林资源现状及特点[J]. 林业调查规划, 2006(S1): 37-40）。

曾经森林茂密的昭通，今天却是云南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。2016年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0.4%（杨太橡. 昭通市生态林业建设思路探讨[J]. 现代园艺, 2016(10): 158-159），居全省之首，也是全国泥石流、滑坡等灾害最严重的地区（马莉娟. 昭通市水土流失现状分析[EB/OL]. 20050303, 彝族人网

http://www.yizuren.com/yistudy/tygzykc/20393.html）。截至2022年，云南省森林覆盖率为55.04%，昭通市森林覆盖率恢复至50.1%。相对于云南其他地方，数值偏低，排班末尾，且森林质量已难比当年。

威信的森林，命运同样，但损耗稍好于昭通其他地方。龚文彬、陈兴玉在《威信林业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》中写道：“解放初期，由于居住人口少，垦殖面窄，森林茂密，覆盖率高达63%；50年代后期，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，乱砍滥伐，毁林开荒突出，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到22%。”

幸而，在四周的荒芜中，威信人找回了“绿色基因”。20世纪60年代起，植树造林运动和国有林场的经营从未停息。2022年，森林覆盖率52.2%，稍高于昭通全市平均数字。

扎西街景2023

寂寞望海楼

无独有偶，九龙湖的遭遇也呈现在昭通首府。

昭通的兴衰，与资源开发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曾经因铜、银、煤、木材等繁盛，因大面积开垦土地带来人口激增。这一切最直接可见的影响，就是高原湖泊的消失，森林资源严重损耗，生态环境恶化。

今天的昭通、鲁甸坝子，是云南第四大高原盆地。这里也曾长期存在浩瀚的湖泊——千顷池。

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所辑《永昌郡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朱提郡……治朱提县，川中纵广五六十里，有大泉池水，僰名千顷池。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。”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若水》载：“（朱提）县有大渊池水，名千顷池。西南二里有堂狼山，多毒草，盛夏之月，飞鸟过之不能去。”

千顷池不是一个单一湖泊，而是一片高原湖泊群。其主体为龙池，此外还有八仙海、永乐海、葫芦海等子湖泊。晋代左思《蜀都赋》刘逵注：“龙池在朱提南十里，池周四十七里。”刘逵（1061-1110年），北宋大臣，宋徽宗时任中书侍郎。由此可知，当时的千顷池仍有相当规模。

关于千顷池及其各个子湖泊的所在与命名，争论不休。记忆中，20世纪80年代，昭通坝依然处处水乡田园风貌。

考古发现，新石器时代千顷池周边已经分布着许多农业聚落，甚至有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大型村落遗址。它是西南地区最早进入农业时代的区域之一。

昭通学者徐波认为，千顷池文化曾两次对西南地区农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（徐波. 千顷池文化界定诸问题研究[J]. 昭通师专学报, 1993(1): 61-68, 74）。

其一，杜宇北进。《水经注·江水》记：“望帝者，杜宇也，从天下。女子朱利，自江源出，为宇妻。遂王于蜀，号曰望帝。”

杜宇极有可能是当时僰人的首领。他入主蜀中，将千顷池农业文化移植于低地泽国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：“后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农……”并且，还组织对水的运用和治理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八八《蜀王本纪》称：“时玉山出水，若尧之洪水，望帝不能治，使鳖灵决玉山，民得安处。”《水经注·江水》记：“时巫山狭而蜀水不流，（望）帝使令凿巫峡，通水。”

其二，拓展南中。南中指今天的云南中东部地区。千顷池文化在云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过程中，起到了先导和中介的作用。首先是铁器的使用和推广。至东汉时期，千顷池区域已普遍使用铁制或铜铁合制农具。今日出土的昭通汉墓铁器上多有“蜀郡”“蜀郡成都”等字样。应当经由五尺道传入，再传播至云南腹地。此后，铁器的本土生产开始出现。

其次是牛耕与稻作的发展。在昭通东汉墓中，曾出土一块画像砖，其上有“牵牛图”，一人一牛，绳子一端系于牛鼻，一端为披毡椎髻之人手牵。穿鼻系牛，一般为耕牛做法。

最后是大规模水利的兴修。“穿龙池，溉稻田”，是千顷池水利的写照。与滇池区域的“造起陂池，开通灌溉，垦田二千顷”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开启，遥相呼应。

水利大兴，改变了水资源状态和功能，也引起生态环境的退化。

1932年云南省地志编辑处绘制的《云南省各县区域全图》昭通县图标注：龙池南北长二十余里，周回约三十里。这与刘逵所记相比缩小了不少。

昭通坝出水口——昭鲁大河，各个时代都在不停开掘。

八仙海。雍正年间，哈元生平定乌蒙，为安置从征将士，开凿干河将池水放干，以得良田。

永乐海。曾横溢今昭通飞机场，清末凿通响水、开瓦窑河，泄入昭鲁大河。

葫芦海。1958年被抽干。再后来，残余的沼泽失去踪迹。

龙池。曾东起凤凰山麓，南及今昭鲁交界的海边，西接锦屏山下打渔村，北达昭通城南门，汪洋一片，几尽昭鲁坝子之半。清代以来，随着人力、物力的增强，昭鲁大河不断炸滩疏浚，龙池也被逐渐排干。

如今，千顷池已成故事。空余望海楼伫立凤凰山脚，守着一汪残水，凭吊往日苍茫。

由此一路向西南，那些隐匿于历史光影中的古湖或湿地，还有会泽蔓海、陆良中原泽……

扎西街头，2006年

扎西街头，2023年

（本文是调研报告《山河影：金沙江中下游流域环境记忆》的第六篇，有删节。报告由自然之友玲珑计划资助。）